原标题：从复旦毕业以后，他回家乡当公务员
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以后，殷乐已经在家乡做了5年多公务员。
大年初一的晚上是同窗聚会。当年一同走出家乡，考上复旦的8个年轻人，有的还在深造，有的当上了大学教师，有的做了医生，都在上海扎了根，只有他一人选择了回家担任公职。席间，同学们谈到最近流行的游戏和电视剧，他有些跟不上节奏，当话题转向上海的新市政规划，他也无话可讲。殷乐觉得，五年前刚回家时，他和这些同学的生活差不多，现在好像感受到了自己与他们生活的某种脱节。回到家中，殷乐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聊起：“以后我可不可能再去上海读个研究生？”身为教师的妻子并不赞同这个构想，她既不想和丈夫两地分居，也不想在上海租房。殷乐有些黯然。
殷乐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同班同学，我们县城很小，中学不多，才有这种机缘。小时候写作文，老师让我们写我的家乡江苏靖江。我写靖江虽然是苏北城市泰州的县级市，但我妈每次都说我们原本应该属于苏南城市无锡。而我爸则说，靖江毗邻长江，靠水吃水，把“长江四鲜”吃到只剩下“长江三鲜”。老师不大满意这种写法，但总之大概就是这么个状况。那时候，苏州、南京都是靖江人心目中的大城市，上海更是了不得的都市。
在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天，殷乐觉得，自己也可以去大城市打拼，未来大概不会再留在家乡了。他的分数比北大只高出一点点，但是如果去复旦，一定能报个不错的专业。
“学霸”的进阶：从小镇考进县城，再来到上海
殷乐的父母都是靖江斜桥镇的普通工人。他本人从小就是个“学霸”。在他小升初那年，全市统考，从没上过辅导班的他比分数线高出三十多分，考上了本地最好的初中之一。那年夏天，他和爸爸去斜桥镇教委转学籍关系到靖城镇，经办人特别不情愿，说：“340分的转走也就算了，怎么370多分的也要转走？”想留下他在本镇初中念书，虽然他没有同意，但这个场景至今还让他觉得受到了认可。
初一刚刚开始，殷乐就成为了全校的焦点。他没有什么灌篮技巧，也不是社团风云人物，既不爱说话，也不怎么和人主动交流，但是他每门功课都能考近满分或者就是满分，不是年级第一也是年级第二。就连我同校读书的表妹，时隔十几年都还记得年级大会给他颁发奖状的场景：“那个年级第一的殷乐哦……”他爸妈每次来开家长会都是眉开眼笑。高中三年，殷乐的“学霸”人设仍屹立不倒，依然次次考前三。
但是一个成绩优异的普通学生，并不能突破小镇“无处不在的关系网”。高三那年，各大高校开始自主招生，自主招生一旦通过，过一本线就可以录取。殷乐的爸爸打电话问我们班主任：“有没有南京大学的名额？”他本来以为肯定会有——殷乐的分数考上北大也有可能，询问南大有没有名额本来也是带点儿谦虚的意思。班主任却告知，没有名额。不久后殷乐发现，不仅南大有，“北大的也有，清华的也有，复旦的也有。光南大就有6个名额。班主任一个个地叫人，喊来喊去，都没有我。直到东南大学，才喊到了我。”他发现那些获得自主招生名额的，大多不是领导子女就是教师子女。殷乐有些愤怒，他拒绝了东南大学的名额，靠着高考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。
在大学里，殷乐依然对自己要求严格，他形容自己依然在“拼命地读书”，每天早起去图书馆，一节课也不落下。他发现上海同学和自己这种从小镇走出来的学生很不同——那些学生睡懒觉的也有，翘课的也有，成绩不会冒尖，但是却表现得更加轻松，带着一种“在主场的自信”。
上海同学不像他一样，与老师说话总是恭恭敬敬，他们可以很随意地和老师交谈，有时候直接用上海话。班级要举办什么活动，要拍什么片子，都是上海同学先张罗起来。“他们有的会剪片子，有的会做视频，有的会做主持人。总是比别人快一步，能很自然地能够进入到团体里。”他宿舍里也有一位上海同学，平时很少见到人影，开一辆小汽车上学，这个同学也是他们宿舍里唯一一个有女朋友的。殷乐觉得，在宿舍里，他和那位总是默不作声，认真完成学业的东北同窗有更多相似之处，这位东北同学毕业后也返回辽宁老家做“一份稳定的工作”了。
殷乐毕业时成绩是班上第三。成绩唯一的用途就是保研，但他放弃了保研名额。他觉得，文科研究生混日子很容易，硕士和本科读下来没有什么差别。而且，他也想早点儿赚钱养家了。
工作地点的退却：从上海到南京，再返回家乡
高中毕业后，我再次和殷乐有交集是在2012年，我们大三。殷乐先是在网上告诉我，已经来到北京，预备到中央电视台实习，见见世面，找的房子离我的大学很近。过了两天，他又告诉我，不准备在北京实习了，准备逛一逛就走。我惊讶于他态度转变如此之快。他却说，被北京的房子吓到了：他租在石油大院的房间，月租900块，价格不低，却是个“老破小”，卫生间和厨房是公用，房间只有一张床，门呲呲地漏风。他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感到生活离想象差距太大，想着在北京人生地不熟，估计也很难适应新的工作环境。夜深人静，风吹打着门，他听到隔壁赴京看病的爷爷在咳嗽。从没有在大城市独自居住的他对这种环境感到不安，每天出门，都把最值钱的电脑提在手上。我带他到动物园逛了逛，期间他也一直拎着笔记本电脑。整个北京之旅，“前两天充满希望，中间两天比较颓废，最后两三天想开了，就放开了玩。”游玩结束，殷乐离开了北京，换到了学校安排的另一个实习单位，离家和学校都近一些的江苏电视台。
大四，殷乐的履历表上已经有在网站和电视台的实习经验。国庆节假期，他花三千多块钱买了一套西装，包装了一下简历，到照相馆拍了证件照。信心满满地开始找工作。他想在广播电视领域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媒体，当时上海的文广、文新、解放三大集团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，都是他关注的重点。可是现实比理想残酷得多，殷乐发现，上海的各大媒体都注重学历，要求不是研究生就是海归，自己在简历第一关就被刷了。他又去了一些传媒相关的小公司面试，发现起薪只有四五千且涨幅有限，可是那时候上海包括崇明岛在内的房价均价上两万，未来购房希望渺茫。就这样，他求职的“标准一降再降，要求一降再降”，到了江苏省某电视台，他已经觉得到了底线。他在省会这家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做民生类的外勤记者，岗位“又苦又累又没钱”，但他跑的一则新闻给了他信心。当时，执法部门发现某军区基地有一块罂粟地，各方面都感到棘手，找来新闻媒体协助调查，殷乐就和江苏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到达现场，他们用直播的方式顶着压力把新闻报道了出来。这件事给了殷乐很大的鼓舞，感到这份工作也是“有点伟大的”。
和这家电视台签好三方协议以后，殷乐才发现，传统媒体的衰退影响到了他的工作环境——电视台进行了薪酬结构调整，也就是变相降薪，逼得不少老职工都走了，由于缺少人手，工作量都加到他们这些新人的头上。殷乐用“苛刻”“压榨”这样的词来形容那时的环境。借住在亲戚家的他也开始发现，南京的房价虽然不比上海，但也“相当可怕”。这时候，靖江市政府打电话给殷乐，告知他家乡在选聘985高校毕业的党政青年人才，他就参加了面试。他想，自己的朋友圈要么在上海，要么在家乡，或许应该回家试一试。
电视台的工作还在继续，原本新闻栏目的记者每个人两天做一条新闻，由于台里的变动，到了殷乐手上，每个人每天要做两条新闻，中午没时间吃午饭都很正常，他感到吃不消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种奇怪的生物。这种生物只有指甲盖大小，像鱼不像鱼，像虾不像虾，它到底是什么？热心市民打来电话，领导把这个新闻分配给了殷乐。他从电视台出发，兜兜转转来到热心市民家中，再到研究所去询问专家，绕着南京城转了一个大圈，拍摄来拍摄去，折腾大半天，就在某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瞬间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灰心丧气。这个新闻播出一个礼拜以后，家乡来电说面试通过了。于是他收拾行囊，回到小城，当上了公务员。
公务员生活：“这里一切都不用我再操心”
今年大年初四，殷乐刚刚值班结束，在他办公室里接待了我。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摞《中国共产党》《半月谈内部版》杂志，还有一堆会议记录，桌子正中，竖着他写给自己的便签，上面端端正正写着“挣钱养家”。
殷乐一回家就开始被催着相亲。据我爸透露，在小镇的相亲市场上，殷乐的背景非常吃香，因为像他这样学历的男孩子毕业以后离开大城市的并不多。殷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不大好意思地告诉我：“相亲的话，对方女孩还在犹豫的时候，父母已经非常喜欢我了。”
去年12月，我参加了殷乐的婚礼。他在婚礼上背诵了大段大段贺词，引用了不少“珠缨炫转星宿摇，花鬘斗薮龙蛇动”之类的诗句，殷乐的记忆力好得让司仪咋舌，开玩笑说幸好不是同行。后来殷乐告诉我，背诵这些段落并不费劲，毕竟很多是自己写的。
婚后，殷乐用公积金贷款在单位旁边的小区买了房子，房价完全能够负担得起。过去他在上海某网站实习，来回路程要两个小时；在南京工作时，去单位也得30分钟；现在，他每天8点半起床，出门拿一个包子吃，慢悠悠就可以准点走到单位。
殷乐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业余生活。大学时期，他喜欢在上海到处逛，桌游店、电玩城、公园、博物馆、小资情调的咖啡馆、书店，都是他喜欢游荡的场所。他也喜欢去上海美术馆看展览，虽然看不大懂，也去了好几次。回到家乡以后，他觉得娱乐项目变了味。“大家也喝得起星巴克，可是却喝不出星巴克的味道。”在靖江，人们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打牌，不论是在餐厅、酒店、茶座、肯德基还是星巴克，随时有人在打扑克。
他妻子也曾经去上海观光，回来说觉得在上海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染着烫着各种各样的头发，人们都不会觉得奇怪，如果这些人在家乡，肯定人们会觉得不正经。
家乡也有让人心安之处。“大城市里要操心的，在这里一切都不用我再操心。什么都准备好了。结婚、买房、买车、生孩子、上学，都固定好了。”殷乐说。他做机关文字工作，也天天加班，这一点和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倒并无不同。他的工作就是写请示、汇报、通知、领导讲话稿，每当写好了稿子或者得到领导表扬，他也就有了成就感。他有几篇工作宣传稿还刊登在了《新华日报》上。
从殷乐这一届开始，靖江市的党政青年人才选聘项目招了五十多个985高校的毕业生，“不愿意回来的和回来了违约的也不少。”其中两个人辞去了公务员职位，考上了大城市的研究生，另外还有不少人在读在职研究生。我问殷乐，想过回到家乡，未来再也回不到大城市了吗？他说，那些当时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如果没有户口，买不起房子，也有不少工作了一两年就离开了。“在大城市压力会一直很大，未来某一年只要放弃，回到家乡，肯定还是从头再来。”殷乐工作了五年时间，已经走上了一种人生的轨道，他有时会自问：“未来的人生还有几十年，到底该怎么度过？”这个问题可能无解，但无论留在大都市或返回家乡，或许，每个年轻人都会把这个问题想了又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