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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好基层的事，要善于运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和办法。社区协商蕴藏着基层民主的活力之源，也是真正能够开创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制度资源
社区有了矛盾纠纷该怎么办？常言道，有事好商量。近日，中央印发《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》，将“好商量”的民间智慧转化为制度成果。正如《意见》所指出的，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，加强城乡社区协商，有利于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，化解矛盾纠纷，也是发展基层民主，畅通民主渠道的体现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城乡社区的变化，已经重新塑造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在城市，以往“筒子楼”“单位大院”的居住形态趋于式微，由陌生人构成的居民小区成为常态，邻里之间的交往变得稀薄。由于缺少共同的联系纽带，彼此都把“私人空间”看得很重，导致与车位、养狗、噪音等“公共事务”相关的问题极易酿成纠纷。在农村，不少地方由于乡村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，致使社区事务乏人过问；而在村委会选举、征地补偿等公共事务上，则容易因利益纠葛滋生矛盾。城乡社区的变化，是近几十年我国社会变迁的一部分，也必须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予以消化和接纳。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《意见》站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高度，提出“推进城乡社区协商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程序化”。什么叫社区协商？用老百姓的话来说，就是邻里之间，有事坐下来好商量。这本是中国人“过日子”的寻常道理。村里修条路要从谁家地里过，老少爷们儿坐下唠唠，也就解决了；小区里面乱停车影响交通，业主们找时间开个会商量商量，并不难办。有些人误以为“优良治理”仅是规则之治，其实相较于纸面上的条文，这些寻常道理背后的治理资源更加实在、管用。因此，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提出，要激活法治的“本土资源”。体现“有事好商量”的社区协商，正是有效激活了本土资源的制度创新。
事实上，近年来各地围绕社区协商，已经涌现了一批有益经验。浙江温岭从1999年就在乡镇开展“民主恳谈”，鼓励群众各抒己见，参与政府年度预算方案等重大决策，被誉为“泥土里诞生的”基层民主。北京东城区东花市北里小区，摸索出了一套“五方联席会议”的做法，业委会、居委会、物业公司，以及街道办和派出所一起坐下来化解小区管理难题……这些都是“有事多协商、遇事多协商、做事多协商”在社区层面的体现，也证明，办好基层的事，要善于运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和办法。在这些或许不起眼的“土办法”中，蕴藏着基层民主的活力之源，也是真正能够开创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制度资源。
可以想见，运行良好的社区协商，将成为培育基层民主的制度摇篮。作为一种与本土实践有关的治理手段，“民主”身上套着的绝非一尘不染的晚礼服，而是沾满泥土气息的粗布外套，需要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产生紧密联系；民主也绝不仅仅是讲章里的教条和概念，更是群众实现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的过程，需要在具体事务中不断探索和拓展。通过形式多样的社区协商，群众将逐渐产生对基层民主的感性认识，进而习得民主的理念和途径。这个过程，也是基层民主不断扩大、民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教育过程。
毛泽东说过，“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。”“我们政府的性格，你们也都摸熟了，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”。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，实现协商于民、协商为民，不妨从“商量着办事”的社区协商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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